光靠政府就業補助非根本
青年的低薪與失業問題，能夠靠政府補貼薪資，來獲得實質改善嗎？這不只是勞力市場研究的學術辯論議題，而也是台灣當今上演的政策課題。
柯P主掌的台北市政府近日提出，明年起將試辦，針對設籍台北市4個月以上、初次就業的18~29歲青年，未來只要透過北市就業服務處媒合找到首份工作，如果薪資未達27600元，則青年可請領5000元政府發放的薪資補助，最長可領半年。
「22K噩夢」再起？
政府補貼低薪青年薪資？在當前青年起薪長期低迷的狀況下，按理這類政策應當一片叫好。但消息傳出，卻引來不少質疑與擔憂。
國民黨北市議員王欣儀就在北市議會質詢，「北市今年上半年25~29歲族群失業率8.9%，等於全市36萬青年中有1.2萬人失業，人力銀行曾調查青年期望起薪是34K，實際僅25K，但北市提出的補助低薪青年的新政策，一年120萬元預算，最多補助240人，不但杯水車薪，且恐讓青年甘願領低薪。」
除此之外，網路上的青年們，也紛紛提出擔憂：「靠政府補助五千，能改變什麼問題？」、「領完了之後，還不是一樣？」甚至在電視新聞節目所進行的網路民調中，只有不到10%的網民贊成此一政策，而卻有高達80%人們表達反對。更有人直接質疑：「這不就是另一個22K政策！？」
青年們對政府薪資補貼政策充滿狐疑，和打垮他們起薪的「22K政策」息息相關。2009年馬政府為了因應金融海嘯後的青年高失業率問題，曾補助數萬名青年以「大專畢業生至職場實習」名義領取22K的就業津貼，廠商則一毛錢都不用出就能使用人力，引爆了影響至今的22K低薪浪潮。表面上美好的薪資補貼政策，很可能包藏禍心在其中，幾乎已經成為了一種「世代記憶」。如今北市推出的青年就業「5K補助」，是否也會造成類似的影響？無怪乎成為各界關注的課題。
薪資補貼的「向下定錨」效應
表面上來看，諸如「5K補助」的薪資補貼政策，領取對象是勞方，應當是種給予勞工的福利。但放在勞力市場之中，受益的卻很可能是資方，而未改善勞工待遇。
舉例來說，當前大專畢業生平均起薪大約是26000元。但在「5K補助」的政策影響下，該份工作能領取補助的雇主，很可能只需要以21000元的薪資，就能夠聘雇到青年勞工。因為勞方加上領取補助後，一樣能取得和其他工作類似的26000元待遇。薪資補助的結果，反而是導致雇主將起薪壓得更低，讓低薪工作繼續長存。
除此之外，雇主過去既有開價26000元的工作機會，也可能將被此種「有補助的工作」所取代，結果反將導致薪資「向下定錨」的效果。過去「22K政策」最大的問題也在於此：不做監管地一律補貼22K後，反而使得多數工作薪資都只剩22K！
固然北市府此波推動的薪資補貼政策預算不大，僅影響數百餘人，對勞力市場造成的衝擊應當有限。但從這類可能的變相負面效果也可看出，勞力市場薪資補貼是一門複雜的學問，政府沒有清楚研究與充足準備前，不宜恣意操弄。否則表面上提供給青年的補貼美意，最後很可能不過是「肥了資方」。
公部門低薪聘僱人力的骨牌效應
青年低薪的現實，若政府有意改善，首要還是得回頭深入檢視，問題究竟出在哪裡？才可能真正對症下藥。
大體而言，當前台灣青年低薪的問題，其實並不是來自於青年的「能力」有問題，而有必要如同身障者透過薪資補貼政策，才能給取得合理薪資。實際上，比較2000年至今，青年的高等教育就學率持續上升，個人掌握的資訊能力、各類技術、打工經驗，也有增無減，這些事實都佐證低薪的源頭並非青年「能力」問題。相反地，問題更可能是出在貪得無厭想壓低工資的資方，以及屢屢為此配合演出的政府，才共謀打造出了當前的低薪就業環境。
這並非危言聳聽。回首過去十多年的青年就業市場發展，廣義公部門的相關工作，原本可能起到調節整體薪資向上提升的效果。然而，近幾年來在財政撙節、公部門也紛紛壓低人事成本的趨勢下，許多原本能提供相對合理待遇的公部門工作，日趨以「約聘」、「派遣」、「短期工」、「臨時工」等非典型方式聘僱人力，同時大幅壓低勞動條件。連帶所及，也影響到了青年在一般就業市場中的薪資行情。
舉例來說，國立成功大學近日即被爆出，其國際合作組要徵聘「國際研討會專任助理」，要求有大學畢業學歷，英文聽說讀寫流利，英檢中高級以上，熟悉各類電腦文書軟體…等條件，但給予的薪資卻僅有20008元的基本薪資！經過網友踢爆，成大還不嚴正檢討，反而回應聲稱「因為這是短期工作，如果是正式員工，就會有30000元。」但實際上，如果因為是「短期工作」，就可以用基本工資來聘僱技術人力，那又何來的誘因要招聘「正式員工」呢？堂堂國立大學領取大量政府補助，都如此對待大學畢業青年，政府又如何期待私部門勞力市場中的低薪狀況會改善？
錯誤的青年失業診斷
除此之外，政府對於青年失業問題缺乏對策，甚至開出讓問題更加惡化的處方，也使得低薪問題難有改善的可能。
根據媒體報導，「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去年15到29歲失業人口佔總失業人口46%、約20.1萬人。29歲以下失業人口多集中六都，新北市3.2萬人最多，其次依序為高雄市2.5萬人、台中市2.4萬人、台北市2.2萬人、桃園市1.8萬人。」青年失業狀況高於一般勞動力，雖說是各國常態，但台灣的程度可說是特別嚴重。
但回首青年失業率攀高的過去十年來，台灣政府並未有提出合理的政策來增加工作機會，反而多半只是試圖不斷壓低青年期待，或透過提供根本難以長期任職的「職場體驗」、「企業實習」等計畫，把青年拋售到企業之中淪為短期廉價勞力。最後青年若無法忍受不合理的工作待遇與毫無升遷前景的環境，則政府就可擺脫責任，說是「青年自己的工作態度問題」？但節節升高的青年失業率苦果，就將使得青年起薪提高更難有可能。
又或者，政府不斷錯誤歸因，聲稱青年失業與低薪問題，源自於「學用落差」，要求青年在學階段自己要「選對科系」，或畢業後要再次接受「職業訓練」。但這一連串從「勞動力素質」切入的診斷，都不願指正雇主一方應當承擔的責任，以及正視為何青年顯然技術與能力有所提升，但薪資卻反而下滑的剝削事實。久而久之，社會大眾與低薪青年還真誤以為「問題只出在自己身上」，讓社會不滿毫無正確出口；而真正該負責的「慣老闆」們還是高枕無憂，政府甚至還提供他們更多補助。
問題出在政府的勞資立場
綜合來說，青年的低薪與失業問題，並非是無法改善。但問題往往不只是政策該如何進行的技術性問題，而是整體政經體制究竟傾向資方利益，還是有意改善勞方處境的問題。
一個不斷只幫資方設想改善「投資環境」、「人力成本」的政府，當然就會拿脆弱的青年勞力來祭旗。提出的種種政策，自然不以真正改善勞力市場環境為目標，而是首要以各種「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低薪要先問問自己是否盡力」、「先求有，再求好」等虛幻話術，繼續哄騙社會大眾與困苦青年，得接受眼前的一切。就是拿出資源進行介入和補助，也並非以提高整體勞動條件為目標，反而很可能成為圖利資方的工具。反之，真正想改善青年處境的政府，不論是大幅提高基本工資、提出良好的公部門聘僱機會、鼓勵企業加薪、協助勞工籌組工會、強化團體協商、審慎研究既有低薪與失業問題的成因…等，都自然會是政府提出的可能政策。
無論如何，面對當前的困局，受壓迫的青年們在抱怨之外，能做些什麼嗎？我想，看清楚問題的前因後果，並採取種種必要的行動向政府抗議，同時集體向惡質資方施壓，實在是無法迴避該採取的必要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