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15年來的國家預算
8月中旬的行政院會議，通過由主計總處所編列、提報的「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預計八月底送至立法院，待立院下會期開議後進行審議。當天，近來爭端連連、支持度持續下滑的院長林全，上任以來首次出席了院會後記者會，親自對媒體說明、解釋下年度總預算案總體規劃、內容與各細項增減概況。
財稅專長出身，擔任過財政部長與主計總處處長的林全，顯然希望在新政府「百日新政」之際，卻陷入民調不振的時刻，透過對外展現他最擅長、嫻熟的財政專業形象，試圖扳回一城。
林全出馬說明總預算 盼專業形象扳回一城
確實，林全在記者會上，完全無須參考幕僚為其準備的任何資料，清晰而自信侃侃而談的形象，的確頗讓在場媒體印象深刻。然而，若細究一手由林全所主導的明年度總預算編列規模與思維邏輯，反而微妙證實了，即便在決定政府施政作為最根本、也是最關鍵的財政領域上，林全、或者說整個新政府，能夠發揮的空間事實上極為有限，而這樣的困境，很可能才是林全院長或蔡英文政府所面臨到更大的危機。
就如林全所坦言，明年度總預算的編定，是在「財政穩健」而非「財政擴張」的原則下來考量。中央政府明年度歲出與歲入預算編列，分別僅較上個年度微幅成長1.1與1.3%。支出的部份，共編列了1.998兆（僅增加220億元）；歲入則編列了1.8457兆元，舉債金額維持在2260餘億元的水準。簡單來說，新政府上台後，所主導編列的首次總預算，尤其在政府支出的部份，其實與過去幾年相差無幾。
特別明顯的是，歲出規模自101年度突破1.9兆元後，若加上明年度，已經連續六年維持在1.9兆元上下的水平，過去六年來僅僅增長3％左右。然而，GDP（國內生產毛額）光是從2012到2015則已成長約14％。同一期間，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占GDP的比重，亦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由2009年一度超過20%，下降至2015年僅占15.9%。如果我們再把觀察時間拉得更長遠一點來看，整體趨勢將會更清楚。從台灣過去15年來的政府預算決算的規模、以及政府支出面的變遷來看，最顯著且無法不正視的趨勢即是：台灣中央政府的支出成長不斷趨緩，已經很明確跟不上經濟成長的腳步，換言之，當台灣經濟規模持續擴大的同時，台灣政府的規模與職能卻反向呈現逐步萎縮的發展。
台灣「政府支出占GDP比重」 非未開發國家中最低
回到2001年，亦即民進黨第一次取得中央執政權的那一年，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歲出的規模為1.637兆，然而15年的時間過去了，待蔡英文再次帶領民進黨重新取得中央執政權，民進黨政府明年度所編列預算的歲出，卻僅僅只成長到1.998兆。
整整十五年間，台灣的中央政府歲出預算只成長了兩成多，15年間增加3600億。然而，同一期間，台灣的國內生產毛額卻已經由10兆左右成長到將近17兆元規模。一般而言，國際上通常以「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的政府，究竟是比較接近「大政府」還是「小政府」的重要指標。而根據財政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即便連同各級政府的支出一併加總，2014台灣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僅僅只有16.4％。
這個數字遠遠低於世界各國政府的正常標準，35個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會員國，平均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為41.5%。如法國等高標準的國家占比甚至高達近六成，特別強調「小政府」意識型態，而主張將經濟行為交給市場機制決定的美國與英國，比例則分別為38%與44%。日本近五年穩定維持在40％上下，即便政府支出占比一向偏低的南韓，比例也都還維持在30％以上。總而言之，放眼全球，我們找不到任何一個「非未開發國家」，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比台灣還要更低！
很遺憾的是，名列全世界最符合「小政府」標準的台灣，對多數人民，尤其是一般基層民眾而言，絕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訊息，相反地，卻是一個極為嚴重的警訊。它直接反應的是，當世界各國政府仍然擔負起各方面對其人民與整體社會福祉的職責時，當全世界的政府仍然有財政與稅賦能力協助帶領經濟創新與發展時，台灣面臨到的，卻是國家對其職責的不斷棄守，以及政府原有職能逐漸萎縮的困境。
公務人力縮編 政府職能「私有化」
受到政府預算支出呈現停滯、跟不上經濟成長腳步的影響，公部門的人力直接面臨到遇缺不補或員額縮編的課題。
若我們今天還停留在台灣公務機關（含軍公教）「人力過剩」的刻板印象，那麼真實情況可能將讓我們大感意外。其實，只要稍作合理推測即可想像，以台灣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如此之低的水準，台灣公務機關根本不可能有所謂「人力過剩」的現象。
從銓敘部的統計來看，台灣公務機關聘用的人力，從2003年超過88萬人，下降至2015年的不足82萬人。以占總體勞動力的比例來看，政府直接雇用人數占比則是從2003年接近8.76%，下降2012年的7.26%。這個比例在國際上比較無疑是偏低的，美國、英國與德國公務機關人力占全體勞動力的比例分別為14.4%、18.3%與10.6%，OECD國的平均則為15.5%。
政府正規人力的下降，同時反應在政府為了節省成本，不斷透過增加非正式的臨時人力或甚至使用派遣勞工方式，以圖部分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這直接引來了台灣政府帶頭破壞正規僱傭關係的種種指責，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政府竟成了全國最大的派遣勞力使用者。另一種肇因於政府預算支出難以增長，因而縮減原先職能規模的模式，則是透過「外部化」或「私有化」的方式來卸責，例如在社福等部門，政府透過將其職責「外包」給民間經營者，無論以營利或非營利為名義，如此一來，雖然成功壓低了各種政府應提供的社會服務的成本，然而，卻是以造成承包政府業務民間機構受僱者勞動條件惡化作為社會代價。
更嚴重的是，部分不容易被民選政府作為顯而易見「政績」的政府職能，長期人力不足的困境，甚至已經造成基層民眾公共安全與民生需求的嚴重衝擊。舉例來說，各地縣市政府消防人力嚴重不足的問題，根據「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統計，若要以讓消防員不過勞的情況下，至少需要在補足一萬五千名人力。然而在中央與地方政府支出無法或不願意適時擴張的情況下，過勞而血汗消防員的問題遲遲難有根本改善的契機。
稅收占GDP居世界末段 國家力有未逮、坐困愁城
回到問題與危機的根源，究竟為何台灣政府過去15年以來，中央政府總預算支出難以跟上經濟成長腳步同步擴張，反而不斷呈現趨緩甚至萎縮的趨勢。一切根源還是出在國家總體稅收不足的結構性限制上。
簡單來說，即便透過民選而上台主政的政黨與政治人物有心拉高政府支出，有意透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帶動經濟發展或擴大社會公共服務，然而，當台灣稅收收入長期處在極低的規模之下，加上15年來兩大政黨主政任內，甚至反其道而行大規模對資本利得減稅，長久下來，台灣的政府財政結構，根本越來越難以撐起國家所應扮演的最起碼職能，以及所應提供的最基本服務。
以政府稅收占GDP比重來檢視，台灣的稅收僅佔GDP的12.4%，這同樣幾乎是全世界「非未開非國家」中的最低水準之一。就算不看OECD國家平均將近35%水平，日本、南韓稅收占GDP比重基本上也落在25至30%之間，甚至連台灣企業過去屢屢抨擊資本利得稅率「過高」時，最喜歡拿來比較的「低稅」國家新加坡，稅收占GDP比重超過14%，也都比台灣來得更高。
因此，很簡單的道理，卻同時也是很難改變的現況是，只要當前台灣稅賦規模與結構一日不調整，未來無論執政者如何更替，台灣政府恐怕只會持續呈現力有未逮，甚至坐困愁城的姿態。然而，真正直接受害的，卻是多數的基層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