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六月刊)蔡英文最棘手的難題

高教大限 如何面對?

蔡英文政府在520風光就職以後,面對的是馬英九執政八年來所留下的各種爛攤子,除了媒體常加以報導的經濟、兩岸挑戰以外,各部會都有其亟待解決的問題,不容新政府有任何新手上路的懈怠時間。在教育部方面主要的問題有二,即課綱微調爭議及高教大限大學退場等兩個問題,需要立即處理。課綱微調爭議本身,就是馬政府不符合程序正義的非法行政作為,新政府只要本於權責把它做廢,重新依法制定調整即可,只是立場與態度的問題;反而是高教大限問題是牽涉到,面對台灣少子化的趨勢,生源嚴重不足,加上過去廣設大學的錯誤政策影響,國內高等教育市場有嚴重供需失衡的結構性衝擊,較難克服。

高教大限已然來臨

所謂「105年高教大限」指的是國內的大學數量過多,在民國105年的入學招生時,會因生源嚴重不足,很多的大學會面臨招不到學生而有倒閉的壓力。它本身並不是一個突發性的問題,早在十八年前的新生兒出生率驟降時,就已注定了今天台灣高教市場供需失衡的命運。因為民國87年在民間生肖屬「虎」,習俗上出生率就會降低,比較民國86年與87年的新生兒出生數,分別為326,002人與271,450人相差54,552人;也就是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十八年後該年次出生的小孩要就讀大學的時候,生源就自動減少了五萬多人,造成民國105年大學招生會有嚴重不足的現象,很多大學會因此面臨倒閉的問題,教育界把它稱為105年高教大限。

捨本逐末政策誤導

高教大限喊了十幾年,終於要面對了。看看政府面對少子化,即將減少五萬多名生源的問題 。解決的方法不外乎可以從增加學生供給面,或減少大學家數等兩個方面來考慮。過去馬政府時代為了怕大專院校的反彈,在加上馬英九的親中理念作祟下,對台灣高等教育供需失衡的現象,較傾向採取增加生員的方式來處理,主要以開放中國學生的名額,希望透過擴大招收中生,來彌補台灣的大學招生不足的缺口。

這種方式只是能解決表面上的生源不足問題,實質上對改善台灣教育供需失衡的現象幫助不大,反而會造成台灣很大的教育經費負擔,對我們的教育發展未必有利。因為我國大學教育係採用低學費標準,目前私立大學每年收取學費約十萬多元〈公立大學的收費約只有六萬元〉,比每年每位大學生所需支出的平均成本還低,(公立大學學生每年平均花費為26萬9,501元;私立大學平均為33萬8,523元)。

也就是我們每招收一名中生,台灣就要多負擔一位學生的教育成本,全世界除了援助性質以外,很少國家是拿人民的納稅錢,去栽培別的國家小孩,更何況是對我們有敵意的中國學生,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大學轉型、退場是正辦

既使退一步而言,如果我們要把教育當成一個產業,純粹從經濟面來看,除非我們能像美國一樣,採差別收費的方式,否則是不可行的。例如美國大學教育對本州或本國人讀書,收取很低的學費甚至是免學費的,但對外州或外國人,則收取兩倍甚至三倍的收費標準。我們對中國開放中生名額,顯然是沒有吸引力的。吳琇玲(2013):陸生來臺政策雖已啟動,但落實推動的過程,仍是一波三折。去(2011)年教育部核定了2141位名額,最後僅有928位陸生註冊入學就讀,報到率僅為43.34%。今年(2012)也只有987正式入學,來臺人數仍維持在與去年相差不遠的水準。連續兩年陸生來臺就讀的 招生成果,顯然不如預期,我們根本沒有採取差別收費標準的條件。

而且大學教育市場過度依賴單一中國學生來源,就很可能受制於中國的政治操作,對穩定我國教育市場非常不利,以近來的中國觀光客為例,中國政府為了對蔡英文政府施壓,臨時緊縮陸客來台人數,所以過度依賴中國的傷害可說是殷鑑不遠,新政府絕不能再走馬政府親中的路線,存有過度開放中國學生來填補大學生源不足的幻想,否則真的有負人民對蔡英文總統的期待;只能多從進行大學轉型、退場方式來努力,才是解決台灣大學過多的正辦。

空有口號 毫無配套

有關大學退場的方案,教育部也曾提出要減少五十家大學的主張,但很遺憾的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配套措施。當這些學校退場以後,馬上會面臨一些問題,例如:上萬名教職員將失業,可能會有上萬個家庭,會立即失去主要的經濟來源;這些博碩士級的高階人力要何去何從,難道不是國家社會的損失嗎?依據現行法令規定,私立學校(財團法人)結束時,剩餘財產歸地方政府所有;私立學校退場可能會給地方政府帶來一筆可觀的校產、校地,但地方政府真的有能力、有效管理使用這些突然增加的國有財產嗎?可預見的是各地方政府,會增加很多的蚊子房舍;等幾十年過後房舍老舊,再拆除重新變更地目而已。

高教大限的問題,馬政府並沒有妥善處理完畢;新政府目前也隻字不提,加上台大校長放出以市場機制處理的風向球,一副就是要擺爛的態度。事實上,政府應做的配套措施很多,例如訂定專案輔導、媒介教職人員轉業、失業救助辦法;修改財團法人相關法律,成立基金會(公司)組織來統一管理所有退場學校之校舍、土地,避免閒置,或配合各地長照需求,來有效活化資產。負責任的政策應該是多跟社會溝通,不能擺爛,更不是一句交給市場機制處理就可以的。高教大限的問題已蹉跎了很多年,時間並不站在執政者這一邊,要勇敢面對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