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稅改是蔡英文不該迴避的課題
今年五二零，台灣完成了第二次的政黨輪替。蔡英文總統領軍的新政府，得面對新的時代挑戰，為台灣尋找合適的出路。
在眾多紛紛擾擾的施政議題當中，一項應當被優先嚴正考慮的課題，無非是如何進行必要的「公平稅改」，讓台灣社會分配更趨向公平正義，也讓政府有充足的財源能大刀闊斧推行新政。
然而，行政院長林全卻似乎無此意願。他明確表示政府現階段不會推動大型稅改，也不會把社會重分配工作交由租稅承擔，甚至說「那是騙人的，做不到的，這是現實問題公平稅改在新政府手上，還有希望嗎？
2008年「賦改會」的失敗借鑑
回首2008年，當時前總統馬英九剛上任，也是隨即開啟了「稅制改革」的議題。原因無他一方面，台灣「稅制不公」的問題，已遭各界批評許久，社會大眾都引頸期盼政府有所作為；二方面，稅改若涉及增加各類稅捐，的確可能引來相關群體反彈，新政府通常擁有相對高的民意支持度，若要改革該劍及履及，否則往往「現在不做，將來也做不了」。
於是，2008年6月30日，當時行政院即籌組「賦稅改革委員會」，邀請了朝野黨派與社會代表，熱熱鬧鬧地展開一連串的會議。稅改專家、後來在國民黨中擔任不分區立委的政大財政系教授曾巨威，也在該次會議擔任副召集人，並經常在媒體上「砲聲隆隆」地發言，要求對富人增加稅賦責任，引起社會的高度期待。
但諷刺的是，「賦改會」的結果不但沒能處理長久以來不公平的稅制問題，甚至還「越改越倒退」。行政院最後決議採取的種種「改革」，竟使巨商富賈要承擔的稅負還有所減少。不但營利事業所得稅決定自25%下降為17%，遺贈稅更是自50%大幅降為10%，光此二「富人稅」就每年損失千億以上。原本理當課予更高稅負責任的財團富人，反而成為了「稅改」的得利者！？台灣企業繳納的營利事業所得所佔GDP的比例，更淪為已開發國家的最低。
客觀來看，當2008年馬政府上任之初，台灣的租稅負擔率（稅收占GDP的比例）還有13.8％，四年過後，到了2012年，租稅負擔率已降至12.2％。如果以當時的GDP百分之一，約1450億來算，台灣稅收至少減少每年約兩千億！這樣的「稅改」，為日趨惡化的財政狀況，埋下更深的危機。
減稅反能增稅收？
為何稅改越改越倒退？回顧當時，有馬政府官員引用「學理」為「富人減稅」政策背書，謊稱「減稅能增加稅收」，才導致改革走向錯誤方向。當時的財政部長李述德即多次主張，「減稅才能夠讓富人不把財富送到海外，而且有助於經濟發展，結果反而將能夠增加稅收。」
「減稅反而能增加稅收」的說法，合乎財團與其政治代理人的利益需求，順利為種種稅制改惡背書過關。但這樣的論述，在現實中經得起考驗嗎？
連曾任馬政府政務委員的中研院院士朱敬一，都多次公開批評「稅改過度傾向資方」。他說：「過去十幾年，台灣三任總統、十二任行政院長、Ｎ任財政部長，沒有一個任內沒減稅，且減的大部分都是對資本家有利的稅，尤其是二○○九年大降遺產稅最沒有道理，根本是開全球倒車，也是造成我國所得分配惡化的原因之一。」。
在營利事業所得稅自25%大降至17%後，朱敬一檢視其成效指出：「營所稅方面，以2010和2007年相比，2010年經濟規模大於2007年，但2011年一至六月營所稅收入卻比2008年低，減稅顯然已經影響台灣稅收。」高分貝批評「減稅反而能增加稅收」的說詞在現實中站不住腳。
但這類質疑或批評，竟都無法阻擋財團、商業媒體、政客基於利益，不惜一切要敗壞稅制的動力。怎麼會這樣？
稅制不公各界怒吼
難道台灣人民對此都沒有憤怒？並非如此。馬英九政府執政八年以來，多個民間社運團體也曾籌組「公平稅改聯盟」，積極抨擊我國稅制不公。當時「賦改會」前後，他們還舉辦了「1213反財團減稅大遊行」，有上萬人走上街頭高喊「反對劫貧濟富、要求公平稅制、拒絕債留子孫」的口號。
公平稅改聯盟當時即強烈抨擊：「台灣的國民平均稅負率由20％直落至13.7％，稅收已嚴重短缺，每年財政缺口逾兩千億元，國家財政困窘，政府總支出萎縮至GDP的19％，也是全球最低標者，總負債則高達13.8兆元，儘管如此，政府仍一意孤行地為財團減稅。」當時公平稅改聯盟還邀請了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一起參加稅改遊行，公平稅改聯盟要角王榮璋也於日後再次獲民進黨提名，出任不分區立委。
《天下雜誌》也曾透過民意調查報導：「61％的民眾認為，目前台灣稅制最迫切而要改革的問題排序，仍然是讓要有錢人多繳稅，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64％的民眾主張企業所得營所稅率25% 應不變或提高。」代表多數人民支持公平稅改的方向。
連中央研究院都罕見地籌組了研究團隊，在2014年都發表〈賦稅改革建議報告書〉，指出我國明顯存在多個嚴重的財政問題：「一、租稅負擔率(12.8%)為全球最低，不利財政穩定及國家長期發展；二、薪資所得者稅負比重偏高，而企業及資本所得稅負比重偏低，還有許多未稅所得，均造成不公現象；三、財政赤字日益嚴重，未來不但沒有任何改善之跡象，並且將愈形惡化。」在解方上，中研院團隊同意要強化資本利得的稅賦責任，建議：「恢復兩稅分離制；提高營利事業所得稅及提高奢侈品之加值型營業稅；不動產之持有、交易及資本利得，以實價為基礎…」等公平稅改措施。
但儘管各界質疑不斷，卻彷彿「狗吠火車」。甚至藍綠兩黨都持續有「公平稅改立委」進入國會，「稅改」依然功敗垂成。十多年來運作至今，財團減稅與避稅的巧門一個也不少，營利事業所得稅與遺產稅反而是「一降不復返」，而政府能因此徵得的稅收當然也沒有增加，儼然重重地打了公平稅改支持者一巴掌。
公平稅改運動的基礎與挑戰
過去的經驗例示了，稅制改革其實是一場「有力者」與「無力者」的角力場。倘若廣大的勞苦大眾「無力者」們沒有組織起來，積極發出怒吼，再多的會議，再多貌似進步的代表，再多的「改革」…，也無法保證任何具體成果。其結果反而可能只是原地踏步，甚至越改越倒退。
參考歐洲國家歷史經驗，其之所以能夠有相對合理的稅制與稅基，促成福利國家的發展，關鍵來源其實是強大的勞工運動與社會運動，將「無力者」的不滿持續向政治場域發出怒吼，才能促使種種進步的稅改成為可能。倘若台灣「公平稅改運動」真要成功，這恐怕遠比推派少數政治代理人進入國會，來得更加關鍵。
無論如何，過去二十年來台灣累積而來的種種危機，已迫使稅制改革的議題，必須再次浮上檯面。
首先，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與分配不公，已經日趨嚴重。過去號稱「經濟發展但分配相對公平」的台灣，二十年來隨著薪資停滯成長、資本利潤缺乏與勞工分享、房價暴漲、政商勾結惡化等等因素，已經邁向貧富日趨懸殊的典型資本主義社會。如果稅制再繼續維持「大部分由受薪階級承擔、但輕放資本利得稅賦責任」的不公模式，貧富差距必將繼續拉大，社會的痛苦與動盪不安，恐怕將日趨嚴重。
另一方面，台灣已漸漸邁向「高扶養比」的高齡化社會，「少子女化」的趨勢又比同類型的工業化國家來得更為迅速。整體社會的養老年金與長期照護措施，需求將只會越來越大。倘若政府不未雨綢繆，即早透過稅制改革健全國家的財政狀況，等到勞動人口比例持續下降的時候，社會支出卻又被迫增加，屆時財政危機恐怕將是各個政府都難以承擔的嚴峻狀況。這是蔡英文新政府無法迴避的挑戰。
負責任、有遠見的政府不該再對「稅改」躊躇不前，更不該視它為「選票毒藥」，採取各種短視近利的措施，把危機越養越大。畢竟，待危機無法收拾的時刻，也將是人民拋棄政權的時刻。空轉多年的台灣，不該再忽視這新政府上任第一年的黃金改革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