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成長乏力 稅制是主因
新政府上任至今兩個半月左右，蔡英文總統身上背負著超過689萬台灣選民的期待上台，多數國人無不希冀二次政黨輪替，能為台灣帶來新的氣象與局面，尤其在經濟上，更期望新政府能夠帶領國家走出低迷的經濟情勢，並著手改善所得日益不均的困境。
確實，國內整體經濟景氣的低迷與不振，短時間內，幾乎看不到回升跡象。而根據主計處五月底所公告的最新數據，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竟呈現負成長而達-0.68%，主計處更將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下修至1.06%，正式進入「保一」保衛戰。
國內投資大減 經濟疲軟主因
對於新政府的行政團體，尤其是財經專業背景出身的閣揆林全來說，究竟台灣當前經濟欲振乏力病因何在，自然是了然於胸。早在四月份，已確定日後將正式接下閣揆的林全，前往民進黨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致詞時，即明確點名，「國內投資不足」正是當前國內經濟成長動能不足的主因。
七月中旬，知名經濟學者出身的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則是進一步分析：2000年左右，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組成中，大約還有25%為固定資本形成，即投資支出。然而，近幾年來固定資本形成占GDP比重一路下降到只剩下20%左右。以當前國民生產毛額總值約17兆新台幣估算，換算下來等於國內投資足足減少了8000億元，而台灣長期投資動能的衰竭，對經濟成長的負面影響極大。
民間游資過剩 卻未投入實質經濟部門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投資不足，並非代表台灣民間私人資金不足，相反的，台灣近年來民間游資一直呈現過剩的狀態，然而，民間資金卻多半流向了國外投資，以及股匯市或房地產等投機性投資，而非真正參與實體經濟與產業的投資投入。顯然，台灣當前經濟困局的主要病徵，就在於國內實質投資的持續疲弱、不足，直接導致難以透過投資投入帶動實質經濟成長。
面對「投資不足」的病徵，持平而言，過去幾任政府主打擴大獎勵民間投資的各種政策，早就已經屢見不鮮。但現實就是，私人資本寧可將滿手游資投入投機性市場或直接匯出海外投資，也不願意擴大國內直接投資。同一時間，國內投資不足另一項更關鍵的變化，則是出在國家與政府在經濟行為上、尤其是國內投資投入上的逐年退出與減少。簡單來說，當國家與政府，越是放棄了曾經扮演起帶動國內經濟發展動能的關鍵角色，面對到私人資本投資不足的困境，就越顯得有心無力。
政府部門投資 二十年間大幅下降
坦白說，新政府目前有心無力的困境，絕非一朝一夕之間的變化，而是台灣過去二、三十年來經濟發展政策，以及整體賦稅結構的一步步錯誤轉型，逐步累積到今天所呈現出的總體惡果。
我們只要回顧過去25年，台灣國內生產毛額當中，國內投資（固定生產毛額）中各部門的占比，即可發現：政府投資佔國內投資比重，從1992年前後，最高達到將近29%，一路不斷下滑到2015年時，僅佔12.5%。而公營事業投資佔比，同樣從1990年代初期超過20%，大幅度下降至2015年的5.5%。公營事業投資的大幅下降，基本上直接伴隨著近20年來公營事業不斷私有化的腳步。
即便不看相對比例，而看絕對數字，政府與公營事業投入國內投資的總金額，從90年代末，每年近8500億元，到2015年，已經大幅下降到6200億元，15年間降幅接近三成。90年代初期，台灣每年國內投資金額中，直接由國家/政府投資佔了總投資近50%；到了2015年時下降到僅佔18%。
端賴政府擴大投資拉抬景氣
國家與政府從國內經濟行為與投資的大幅度退出，接手的民營企業投資成長又是如何呢？
事實上，私人資本的投資從2004年前後，成長就開始陷入緩慢、甚至停滯的狀態。近十年來私人資本國內投資平均每年成長率不到3%。國內投資日益高度倚賴私人資本所導致的嚴重風險，可以從2007年金融海嘯得到充分說明。2008年與2009年，私人資本投資因為看淡景氣，大幅度減少。兩年內，驚人銳減了將近四分之一投資額。這時候，最終還是需要由國家與政府出面，在政府投資與公營事業投資上，大幅度擴張拉抬以維繫經濟動能。
只是，在危機稍緩後，國家與政府在2010年，再度開始投資緊縮，政府無法持續投資擴張的原因，則是與連年對資本減稅、稅基大規模流失的長期惡化趨勢有直接關連。若不依靠稅制調整，政府的投資擴張唯一辦法，僅能依賴擴大舉債達成，在考量政府預算已是連年赤字以及顧及財政紀律情況下，短期擴張政策只能再次逆轉。因此，從2010年後危機時期開始至2015年，政府投資金額，再一次大幅縮減了近三成，更創下了25年來的最低水準。
稅賦結構恐是關鍵
透過回顧、檢視過去25國內生產毛額中各部門投資組成的變遷，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一方面國家與政府投資逐年下降，而民間部門私人資本，不但無法適時填補國家退出國內投資的角色，近年更呈現停滯甚至負成長趨勢，台灣陷入當前國內投資不足的困境，自然是可想而知。而金融海嘯危機後的經驗也顯示，國家與政府的投資，事實上還是現階段帶動、拉抬國內景氣與經濟發展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環。
也因此，長遠來說，新政府除了持續口頭呼籲，或是繼續出檯民間資本也許根本不會買帳的促進投資政策，新政府更應該思索反而應該的是，如何透過稅制結構上的調整與改革，如何翻轉過去連年對資本減稅（包括了營利事業所得稅、遺贈稅的大幅調降），如何透過建構一個更公平、更符合賦稅正義的稅制，進而充實國家總稅收，才是決定能否重新讓國家在經濟成長過程中，扮演起更關鍵、更具主導性的關鍵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