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改篇二》
品質下降，人民又不信任
一個讓司法官過勞窮忙的國家，會導致什麼樣的社會後果？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時瑋辰，近來針對「司法人員的過勞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透過向76位不分地區的法官、檢察官進行問卷調查，他在「全民司法改革運動」網站上發表了這份質、量兼具的報告，指出了驚人的現象：台灣的司法官，也有普遍的「過勞」現象。在過大的案件負擔下，實際影響了偵查審判的品質，長久累積，無怪乎人民難以信任司法。
月接近百案 台灣司法另類奇蹟
根據向各地區基層法官檢察官搜集得到的訊息，時瑋辰法官的報告指出：「檢察官平均每人每月需收約35件案件。」在北部大型地檢署中，該數字更高達「每月80至90件新案」！
在案件負擔量如此巨大的情況下，「一個案件前後大約耗時4小時30分鐘」、「每日需結案三件的話，就要將近13小時完成。」以致於，「每個檢察官在上班日就需要平均花上10至13小時處理案件」，儘管加上假日加班，也未必足以處理完案件。無怪乎在問卷調查的結果中，「84%的檢察官認為自己的工作時間過長」、「71%的檢察官工作日中每週工作超過50小時」。這個數據，比起一般勞工工時平均為每週43小時左右，高上許多。
而案件進到法院後，法官們的狀況也相類似。「以民事簡易庭為例，月收案件量在120件以上，每個股平均未結案件數在70、80件以上。」「資淺法官平日加班到9點，假日又進來加一天，這樣的工作時數的同事不在少數」。
在案件爆量的壓力下，原來，台灣平常老百姓進到檢察官的案件，平均獲得審理與評判的時間，一個案子平均只有「4小時30分鐘」（這還是包括了大量花在撰寫起訴書上的時間）！？而到了法院，因案件量大，每次開庭平均僅能有「20分鐘」，往往讓當事人連把話講清楚的機會都沒有。
「過勞」司法 影響裁判品質
雖然法官們不便直接承認，但過大的案件負擔，的確會影響到裁判品質。在時瑋辰法官的報告中，有受訪法官無奈地回答：「根本沒有一整段連續的時間可以好好寫判決」、「我就是只有24小時，沒時間看，沒時間寫啊。」但這些苦衷，總是無法為外人道。
一位不具名的司法官透過網路意見指出：「不論至哪一個院、檢，看到第一線面對當事人的願、檢，一個早上或一個下午有時候會出現十幾、二十幾件案子在審、偵，這品質怎會好？」
無怪乎，當被問到「目前辦案品質是否符合自己期待」，受訪法官們的回答是，「58%認為尚可，36％認為不符合，僅6%認為符合期待。而認為僅尚可或不符合期待的受測者中，98%認為無法符合期待的原因與工作量大有關。」
「過勞」、「窮忙」的現象，已經衝擊了我國的司法品質。畢竟，法官、檢察官也是人。當每個月被上百個案子追著跑時，有多少人能有餘裕靜下心來，好好釐清法律爭議，援引最新的法學論述來定紛止爭？而匆忙的偵查與審判結果，讓老百姓一再對司法感到失望，只好一再上訴，使得案件暴增，形同惡性循環。同時，社會大眾只好對外抱怨個別「恐龍法官」，但難以改善整體司法體質問題。
提升司法人力 刻不容緩
持平而論，「每股法官、檢察官每月處理近百案」，實在是不合理的負荷。何況隨著時代進步，法律問題的複雜性日益提升，每個爭議訴訟都需要投入更多的心力來處理。只是說，這樣的情況該如何解決？
首先，無從迴避的課題，還是在於基層法官、檢察官的人力不足問題。我國在長年來的預算緊縮政策下，全國法官、檢察官人力僅有三千三百位左右，近來每年司法官考試的錄取人數更是都不達百位，遠遠不及律師考試每年約錄取千名的數額與成長。
而且隨著社會風氣改變與生活複雜化，訴訟案件量持續成長。影響所及，每位法官、檢察官的負擔案件量直線上升，已經到了無法倚靠「司法官的犧牲奉獻精神」而能夠處裡的地步。如果我們期盼改善審判的品質，除了提升司法輔助性人力（如司法事務官、檢察事務官）的編制外，最基本還是需要擴大司法官的員額，來合理化每人需要處理的案件數量。這是司法改革無從迴避的根基問題。
畢竟，應該沒有當事人希望自己的案件進到法院，發現庭上的司法官們，根本沒有充足時間來好好處理他的爭議。「平均一個案件只有4小時30分鐘處理」，本身豈不就是在踐踏原告被告的人權？
司改需要持續性、結構性的改革
除了人力補足之外，現行司法系統也有諸多值得改革之處，以讓法官、檢察官能夠集中心力在辦案審理上，而非耗費大量不必要、重複的心神。
舉例來說，該報告中指出，有法官提議希望期盼簡化裁判書的撰寫，讓法官能將心神集中花在審判開庭上。其實，在我國現行的訴訟法中，針對簡易事件，本有簡化裁判書內容的相關規定。但在官僚的司法體系中，因為裁判書品質在和資淺法官的管考升遷息息相關，少有法官膽敢不照資深法官的期待來做。「但大部分被告與告訴人卻無法理解判決書內容，因此導致判決書再精緻，也只是寫給二審看」，一位刑事庭法官直言，相對於把精力埋首在判決書撰寫，「法官應該要把時間精力花在閱讀法律或其他領域相關書籍，獲取新知，並且不斷思考反省現有價值後，產出合乎時代意義與多元文化的判決。」只是這樣的期待，卻缺乏現實條件來達成。
另一方面，也有些受訪法官提出主張，「案件量太多，是因為裁判費太低造成的結果」，而主張要大量提高裁判費，避免「濫訴」。然而，這樣單純從經濟學角度提出的論述，或許沒有思考到，靠大幅提高裁判費所減少的個案，其實就是「將沒有足夠財力的當事人，趕出法院的門外」，實在不宜貿然實施。我國儘管現行存有「訴訟救助」或「法律扶助」等制度，然而真正能藉此減免裁判費用的當事人，恐怕仍只佔相當小的比例。如果為了減少案件量而大幅提高裁判費，恐怕只是以基層人民的訴訟權為祭品，圖個案件量減少的假象。
真正的釜底抽薪之道，還是政府如何提供足以解決現代生活中大量紛爭的司法「人力」，以及設計出有效率又有品質的司法「制度」。這是各方社會力量該要求政府認真面對的課題。
近來，有部分人士再次倡議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但相對於大拜拜式的會議，盤根錯節的司法改革，或許更需要的是持續性、多元性的「司法改革論壇」與「司法改革組織」來促成。而且，受限於司法機關長年來的官僚體制作風，這勢必得要容納更多元與專業的社會改革志士，才可能使我國的司法品質真正邁入先進之林。
在「全民司法改革運動」網站上，時瑋辰法官發表的報告是一個起點。如果我國政府真心希望扭轉「台灣民眾對司法不信任」的沈痾，投入充足的人力與資源，引入現代化的制度，改善「司法的窮忙現象」，顯然是刻不容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