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7(八月刊)苦難教改的漫漫長路

——從教改推手黃武雄的觀點談起

如今,人們怎麼看待「教育改革」?只是認為「教改越改越差」,不希望「寧可不要改」?還是不忘當初民間風起雲湧要求教改的呼聲,繼續努力在荊棘迷障中,找尋一條新的教育出路?

黃武雄回首教改困局

今年四月十號,一場回顧台灣「教育改革」過去與展望的演講,擠爆了信義誠品書店的演講廳。1994年發起「410教育改造大遊行」的台大數學系退休教授黃武雄,為了即將於暑假在台舉辦的「第一屆亞太民主教育年會」,受邀回顧了他所思索的教育改革基本理念與結構困境,引起各界矚目。

曾經寫有《童年與解放》、《台灣教育的重建》、《學校在窗外》等教育改革專書的黃武雄,並不常公開露面。在這場難得的公開演講中,他直言,「教改的真正問題,出在結構問題沒有改變!」

他批評指出,「台灣的高等教育有七成以上是私立大學,缺乏足夠水準又平價的公立大學系統。多數人付了昂貴學費卻接受不到有品質的教育,升學主義當然無法改變。」

「然而,歷年來執掌教改執行的官方,總是只想到『改課程』,卻忽視這些結構問題。」黃武雄無奈地說:「結構問題不變,『改課程』並沒有多大意義,而且經常由上而下變動又會惹得師生反感,。教改當然沒辦法成功。」

解決結構問題,教改才有空間

黃武雄對教育問題的結構診斷,其實早在2003年,就以數萬字寫成「教改怎麼辦」上、中、下三篇,廣為流傳。但這些問題至今依然彷彿無解,要不是遭逢改革阻力,不然就是根本被忽視?

他觀察到:「2012年蔡英文競選總統時,曾有一個政見是『高等教育的公立大學比例應當提升,至少要過半』。這理當是各級教育環境能有效改善的基本條件,對整體社會大眾也有益處。」然而,「這政見在民意調查上卻不受歡迎,甚至屢遭民眾批評,以致於蔡陣營2016年選舉,就放棄了這一政見,實在很可惜。」

黃武雄主張,若結構面的問題有機會被解決,上層的課程與教學內容,就有日益改善的空間。而且,基於「每個孩子都有無限的可能」,學校應該是一個「花園」,與其強行灌輸或採用人力規劃邏輯,硬要將孩子導入特定的渠道;不如讓孩子有自主探索、適性發展的空間。教育自然才會有好的發展。

大體而言,黃武雄強調的是一個以社會公共資源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教育改革,並且提出了有層次性的分析。然而,這樣的想法很難被說錯誤,但在現實中卻似乎不足回應大眾的種種焦慮,為什麼?

誰敢大膽「適性發展」?

舉例而言,在今年3月,我曾到台灣大學參加大學新聞社舉辦的「教育改革今與昔」座談,和許多不同學校與科系的大學生討論教改,並且了解新世代觀察到的教育現場實況。

對於教改中有關「適性發展」的理念,與會學生們都頗為贊同,認為這是改革的核心;只不過,為何現實中「適性發展」沒能成真,大家都主動提出了諸多的現實限制。

例如,一位同學苦笑地說:「大家都會講適性發展很棒。但假如一個社會裡頭,搞藝術的就是會很窮,只有一小部分的工作能夠賺到比較多的錢。那我就是很喜歡畫畫,也不敢真的就『適性』去念藝術,立志當藝術家啊。」

他一說完,大家紛紛點頭。的確,當一個社會有強烈的階級不平等,且社會體制並沒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安全」,無法讓人們都獲得基本的保障時,那麼儘管人們想追求「適性發展」,但終究要否得冒著相當大的風險,不然就是遭逢阻力,得向現實低頭。無論如何,問題顯然不只在於教育資源的分配問題,或大眾對教育的觀念問題而已,而是有其「社會」面向,特別是社會中「階級」結構所導致的壓力。

畢竟,如果社會不平等依舊,面對人吃人的社會,要拿什麼告訴孩子:「適性發展」就好?

教改要結合社會改造

階級社會、剝削宰制、資本邏輯、以及是為了提供產業溫馴勞力而維繫管訓教育的種種問題,通常在教改論述中談到的較少,但卻是很實際的教育問題根源。要面對這樣的挑戰,我們還是需要期待並且營造,一種能串連挑戰階級社會的激進教育改造運動,作為「解決問題」的真實基礎。

既然我們看到學生們不敢「適性發展」的結構原因在於,這個社會沒有一個基本的保障,讓人們自由探索之餘都仍能享有基本溫飽。那麼,倘若我們真心想改變這些問題,不該只是在教育中倡導「勇敢做自己」,而是要改造社會中的種種障礙,甚至把這當作一種「教育事業」來投身,才有找回「讓孩子擁有童年,讓學校變成花園」的真正可能。

舉例而言,人們得奮戰求取「好文憑」,是因為非得有一份「好工作」,不然在社會上毫無尊嚴與生活可言。那麼,我們要改革此現狀,不該是叫人放棄文憑,或改變「好工作很重要」的觀念,而是實實在在地和廣大辛勤工作的人們站在一起,透過集體發聲與抗爭的歷程,把他們應有的地位與薪資待遇給爭取回來。實際上,這正是勞工運動的核心任務,而也是教育改革該串連與關注的。只不過,我們過去的教改中,卻少有意識到,兩者間應該要有如此緊密的連結?

教育重建還要走多久?

黃武雄在〈教改怎麼辦〉曾發人深省地說:「教育重建…走對路還要多久?我不知道,今年,也許五年、十年之後,也許再半個世紀吧。」這似乎一點也不誇張。只是,沒能把問題看清楚,很可能甚至還會等到下個世紀的。這樣的苦難,要如何能不真的再留到下下個世代呢?

二十年前黃武雄寫下的那篇感性的教改宣言〈希望的火花來自民間〉,固然展現了社會力量的積極性格,但實際上,它也開啟了一個缺乏階級視野的公民社會觀點。彷彿教育問題只是「國家」與「民間」的對立,「人力規劃」與「自主發展」的衝突,而毫無涉及社會當中不同階級的衝突,以及這項衝突延伸到教育中的壓迫效果?如今回頭來看,這樣階級視野的缺席,的確相當遺憾地,導致了教育改革的重重限制;但這也代表了,其實真正的教育改革還未開始,而還有大有可為的改造事業得追求。

路總是走出來的。我們毋需對台灣教育的前途過度悲觀,但我們需要看清楚路障是什麼。這條找尋教育出路的探詢之路,可預見是一條漫漫長路。不過新世代只要不放棄終點的一天,並且敢於放大要挑戰的範疇;就是花上數代人的心血奮鬥,終能夠為未來的人類與自然想望出一個真正解放的可能。儘管艱難,這不正是教育改革事業最動人之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