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教改推手黃武雄的觀點談起
如今，人們怎麼看待「教育改革」？只是認為「教改越改越差」，不希望「寧可不要改」？還是不忘當初民間風起雲湧要求教改的呼聲，繼續努力在荊棘迷障中，找尋一條新的教育出路？
黃武雄回首教改困局
今年四月十號，一場回顧台灣「教育改革」過去與展望的演講，擠爆了信義誠品書店的演講廳。1994年發起「410教育改造大遊行」的台大數學系退休教授黃武雄，為了即將於暑假在台舉辦的「第一屆亞太民主教育年會」，受邀回顧了他所思索的教育改革基本理念與結構困境，引起各界矚目。
曾經寫有《童年與解放》、《台灣教育的重建》、《學校在窗外》等教育改革專書的黃武雄，並不常公開露面。在這場難得的公開演講中，他直言，「教改的真正問題，出在結構問題沒有改變！」
他批評指出，「台灣的高等教育有七成以上是私立大學，缺乏足夠水準又平價的公立大學系統。多數人付了昂貴學費卻接受不到有品質的教育，升學主義當然無法改變。」
「然而，歷年來執掌教改執行的官方，總是只想到『改課程』，卻忽視這些結構問題。」黃武雄無奈地說：「結構問題不變，『改課程』並沒有多大意義，而且經常由上而下變動又會惹得師生反感，。教改當然沒辦法成功。」
解決結構問題，教改才有空間
黃武雄對教育問題的結構診斷，其實早在2003年，就以數萬字寫成「教改怎麼辦」上、中、下三篇，廣為流傳。但這些問題至今依然彷彿無解，要不是遭逢改革阻力，不然就是根本被忽視？
他觀察到：「2012年蔡英文競選總統時，曾有一個政見是『高等教育的公立大學比例應當提升，至少要過半』。這理當是各級教育環境能有效改善的基本條件，對整體社會大眾也有益處。」然而，「這政見在民意調查上卻不受歡迎，甚至屢遭民眾批評，以致於蔡陣營2016年選舉，就放棄了這一政見，實在很可惜。」
黃武雄主張，若結構面的問題有機會被解決，上層的課程與教學內容，就有日益改善的空間。而且，基於「每個孩子都有無限的可能」，學校應該是一個「花園」，與其強行灌輸或採用人力規劃邏輯，硬要將孩子導入特定的渠道；不如讓孩子有自主探索、適性發展的空間。教育自然才會有好的發展。
大體而言，黃武雄強調的是一個以社會公共資源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教育改革，並且提出了有層次性的分析。然而，這樣的想法很難被說錯誤，但在現實中卻似乎不足回應大眾的種種焦慮，為什麼？
誰敢大膽「適性發展」？
舉例而言，在今年3月，我曾到台灣大學參加大學新聞社舉辦的「教育改革今與昔」座談，和許多不同學校與科系的大學生討論教改，並且了解新世代觀察到的教育現場實況。
對於教改中有關「適性發展」的理念，與會學生們都頗為贊同，認為這是改革的核心；只不過，為何現實中「適性發展」沒能成真，大家都主動提出了諸多的現實限制。
例如，一位同學苦笑地說：「大家都會講適性發展很棒。但假如一個社會裡頭，搞藝術的就是會很窮，只有一小部分的工作能夠賺到比較多的錢。那我就是很喜歡畫畫，也不敢真的就『適性』去念藝術，立志當藝術家啊。」
他一說完，大家紛紛點頭。的確，當一個社會有強烈的階級不平等，且社會體制並沒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安全」，無法讓人們都獲得基本的保障時，那麼儘管人們想追求「適性發展」，但終究要否得冒著相當大的風險，不然就是遭逢阻力，得向現實低頭。無論如何，問題顯然不只在於教育資源的分配問題，或大眾對教育的觀念問題而已，而是有其「社會」面向，特別是社會中「階級」結構所導致的壓力。
畢竟，如果社會不平等依舊，面對人吃人的社會，要拿什麼告訴孩子：「適性發展」就好？
教改要結合社會改造
階級社會、剝削宰制、資本邏輯、以及是為了提供產業溫馴勞力而維繫管訓教育的種種問題，通常在教改論述中談到的較少，但卻是很實際的教育問題根源。要面對這樣的挑戰，我們還是需要期待並且營造，一種能串連挑戰階級社會的激進教育改造運動，作為「解決問題」的真實基礎。
既然我們看到學生們不敢「適性發展」的結構原因在於，這個社會沒有一個基本的保障，讓人們自由探索之餘都仍能享有基本溫飽。那麼，倘若我們真心想改變這些問題，不該只是在教育中倡導「勇敢做自己」，而是要改造社會中的種種障礙，甚至把這當作一種「教育事業」來投身，才有找回「讓孩子擁有童年，讓學校變成花園」的真正可能。
舉例而言，人們得奮戰求取「好文憑」，是因為非得有一份「好工作」，不然在社會上毫無尊嚴與生活可言。那麼，我們要改革此現狀，不該是叫人放棄文憑，或改變「好工作很重要」的觀念，而是實實在在地和廣大辛勤工作的人們站在一起，透過集體發聲與抗爭的歷程，把他們應有的地位與薪資待遇給爭取回來。實際上，這正是勞工運動的核心任務，而也是教育改革該串連與關注的。只不過，我們過去的教改中，卻少有意識到，兩者間應該要有如此緊密的連結？
教育重建還要走多久？
黃武雄在〈教改怎麼辦〉曾發人深省地說：「教育重建…走對路還要多久？我不知道，今年，也許五年、十年之後，也許再半個世紀吧。」這似乎一點也不誇張。只是，沒能把問題看清楚，很可能甚至還會等到下個世紀的。這樣的苦難，要如何能不真的再留到下下個世代呢？
二十年前黃武雄寫下的那篇感性的教改宣言〈希望的火花來自民間〉，固然展現了社會力量的積極性格，但實際上，它也開啟了一個缺乏階級視野的公民社會觀點。彷彿教育問題只是「國家」與「民間」的對立，「人力規劃」與「自主發展」的衝突，而毫無涉及社會當中不同階級的衝突，以及這項衝突延伸到教育中的壓迫效果？如今回頭來看，這樣階級視野的缺席，的確相當遺憾地，導致了教育改革的重重限制；但這也代表了，其實真正的教育改革還未開始，而還有大有可為的改造事業得追求。
路總是走出來的。我們毋需對台灣教育的前途過度悲觀，但我們需要看清楚路障是什麼。這條找尋教育出路的探詢之路，可預見是一條漫漫長路。不過新世代只要不放棄終點的一天，並且敢於放大要挑戰的範疇；就是花上數代人的心血奮鬥，終能夠為未來的人類與自然想望出一個真正解放的可能。儘管艱難，這不正是教育改革事業最動人之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