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病的真是不輕
一向以民主自傲的美國，其實已病入膏肓。若不趁這次選戰，全盤檢討美式民主弊病，難保下一屆不會有更多「川普們」。
從去年到現在，美國總統大選讓許多人跌破眼鏡。其中將代表共和黨參選的政治素人川普，和長期以獨立身份卻以民主黨旗幟參選的桑德斯最受矚目。這兩位非建制派人選，從不被看好，到一路崛起，讓許多專家的選舉預測都失了準。各界都想從兩人帶起的旋風中找答案。有些人將矛頭指向共和黨長期激進的作為；有的歸咎於媒體亂象，有的認為建制派與媒體未察覺民心思變。
要理解非建制派崛起的現象，筆者認為必須先理解美國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通常和當時的政黨體系與經濟社會環境有密切關係。隨著時代變遷，美國的政黨體系與政治文化也歷經幾次的轉變。最近一次的轉變始於1960年代，為目前美國為第六政黨體系（sixth party system）的開端。
特色一：
認同與價值取代階級
貧富差距拉大創新高
第六政黨體系有幾項特色，首先為美國兩黨不再以階級為選舉訴求。歷經民權與反戰運動，以及工會勢力的瓦解，階級已不再是主要議題。民主黨強調多元認同，共和黨較以往更強調宗教與道德。同時，左右派選民在自我認同與投票趨勢上，也產生改變。他們更重視非物質利益的「價值」甚於物質利益的「階級」。因此同志、婦女、種族、移民、環保、墮胎等議題成為兩黨攻防焦點。
從1980年雷根主政時期奠定的新自由主義基礎，歷經老布希、柯林頓之後到現在，已成為兩黨的共識。其後果則是貧富差距的擴大與中產階級的萎縮。根據柏克萊大學經濟學教授Emmanuel Saez的研究，貧富差距從1970年末期開始持續擴大，前10%的有錢人收入急速增加；從1970年占全國總收入33%左右，攀升到2012年的50%，同時也創下1928年以來的新高。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年的調查，美國低收入者人口比例從1971年起持續增加，而中產階級比例從61%降到50%，顯示中產階級將不再是多數。柯林頓主政的末期，是美國最後一波經濟榮景；2000年之後，經濟持續下滑。尤其2008年金融海嘯造成的衝擊，仍然持續到現在。根據皮尤的調查，不論高、中、低收入者，和2000年相比，2015年的平均收入不增反減。同時，高收入者和中產階級間的財富差距逐漸擴大。人民的不滿，也反映在對政府的態度；只有36%的民眾認為政府幫助人民脫離貧窮，多數民意認為政府做得不夠。相較於建制派政客仍擁護新自由主義、支持有利大企業的自由貿易，川普和桑德斯持反對立場。兩人的訴求，對於因經濟不平等感到憤怒的中下階級民眾而言，自然獲得許多共鳴。
特色二：金權政治的惡化
在美國現行制度下，候選人的金主可以幫候選人以廣告或活動方式助選，且投入的競選金額沒有上限。結果變成候選人唯有企業關係好、金主財力雄厚，才有資格參選。2012年時，歐巴馬和羅姆尼的選戰就花了26億美金，約780億台幣。而這還不包括長達一年的初選花費。相較之下，同一年競選的馬英九與蔡英文共花了11.5億，顯得小巫見大巫。
根據去年底皮尤的調查，美國民眾對於利益團體透過獻金影響政治，已十分不滿。76%的選民認為，金錢對政治與候選人的影響力比過去來得大；77%認為應該要設定個人或利益團體的競選花費上限；而64%同意高額競選經費讓好的候選人無法參選。
華府建制派如希拉蕊便與商界關係良好。除了柯林頓基金會收受許多企業贊助外，希拉蕊受企業邀請的演講費，平均一場高達二十五萬美金，令人咋舌，也摧毀她努力塑造的中產階級代言人的形象。而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處理中，出手營救貪婪、腐敗的華爾街財團，引發人民的不滿。
川普和桑德斯抓住選民對財團與建制派勾結的憤怒，將自己塑造為99%美國人民的代表，對抗1%的華爾街肥貓。兩人都成功說服選民「他們不被財團收買」。由於川普實在太有錢，可以自費選舉；而桑德斯則以行動堅持理念，透過小額個人捐款，拒絕財團的影響。
特色三：
對政府、政黨與政治人物信任創歷史新低
民眾對聯邦政府的信任降至近50年來的最低點。在1964年，80%美國人表示信任美國政府；2015年則只有19%持相同看法。共和黨人顯然更不信任聯邦政府；相較於72%的民主黨人，高達89%的共和黨人不信任政府。兩黨民眾普遍認為政府在移民、貧窮議題上做得不好，也認為政府偏向有錢人。
1964年，六成以上認為政府是為全民服務的；2015年，同意的竟不到兩成。有61%認為政府政策偏袒有錢人，四分之三的民眾認為有錢人對政治和政客的影響力比以前來得大。有六成的民眾認為政府應該要大改革；其中多數是共和黨人，他們認為政府是浪費且無效率的，應該放手讓企業或人民自己去做，政府管越少越好。
根據2014年皮尤的調查，兩黨選民厭惡對方政黨的比例與程度，達到1994年以來的高點：79%民主黨人討厭共和黨，82%共和黨人討厭民主黨。兩黨中，各有五成的支持者「非常討厭」他黨。相較1994年，「非常討厭」他黨的比例只占二成五到三成。20年來厭惡程度成長近兩倍。堅定的黨員中，有超過五成的民主黨與三分之二的共和黨員，認為對方政黨政策危害國家福祉。
人民對華府建制派政客同樣不信任，認為他們背叛人民。而選前表態支持某立場，選後卻推翻立場的政客，更被視為說謊、不真誠（inauthentic），為了自己的利益拋棄選前對選民的承諾。
從2000年起，這股「政客不在乎人民」的感受持續升高，也是這20年以來不信任感的最高點。根據皮尤去年的調查，74%的民眾認為「選舉型政客」（elected officials）把自己的利益擺在國家之前、不重視一般人民，77%認為政客和一般民眾脫節。問及華府政客最大的問題時，排名第一是「受金錢利益的影響」，其次是「騙子、不誠實」、「與人民脫節」、「只在意自己的事業」。民眾認為選舉型政客比一般美國人和企業領袖聰明，但卻不誠實和自私。不信任的程度，讓55%民眾甚至認為，一般美國人比政治人物更能解決國家的問題。
初選開始以來，川普和桑德斯給選民的形象就是真誠、不說謊的非建制派。他們嚴詞批評華府政客，也不用政客慣有的華麗漂亮修辭在立場上打模糊仗。而桑德斯主打經濟與貧窮、川普主打移民議題，也都是民眾認為政府失職做不好之處。他們以親民語言、清楚立場，獲得選民認同，也讓討厭建制派的憤怒選民找到出口。
特色四：
政黨與選民意識形態兩極化加劇
2014年，三位政治學者分析1879年到2013年政黨立場兩極化的現象。他們發現新政時期到二戰結束間，兩黨參眾議員最願意在議題立場上和對方妥協，不一定以黨的立場投票。二戰後，兩黨在議題上開始逐漸堅持各自立場。1970年代末期開始，有了激化的趨勢，兩黨互不相讓。直到2013年達到130年以來的高點。兩黨對立程度遠遠超越1950年代種族隔離與麥卡錫紅色恐怖時期，也比1960年代的民權、反戰運動時期還要嚴重。
2012年，學者Mann和Ornstein的研究結果便指出，華府政治僵局的罪魁禍首，其實是共和黨，而非民主黨。時至今日，僵局更加嚴重。共和黨在歐巴馬任內推動的法案，包括槍支法、反施暴法案、最低工資法、移民改革法、有薪假等十四個重大議案，進行多次阻擋。甚至在共和黨的杯葛下，聯邦政府在2013年底關閉16天。
除了兩黨對立，自1994年以來，美國人在意識形態上也朝兩極發展，中間派減少。根據2016年的皮尤調查，自認為堅定的自由派（liberal）與保守派（conservative），亦即位於光譜最兩端的民眾，較過去成長兩倍，從10%增加為21%。同時，民主黨支持者越來越自由派，過去21年從30%增到60%；共和黨支持者越來越保守派，過去11年從31%增到54%。兩黨支持者在光譜上的交集非常少。在2015年，94%的民主黨支持者，比共和黨中間派或溫和派來得更自由派。同樣地，93%共和黨支持者，比民主黨中間派來得保守。21年前，這個比例分別是70%和64%。目前兩黨的中間派，不但比過去少，而且在對方支持者看來，都顯得過於自由派或保守派，難以認同。
選民在意識形態上的兩極化發展，也反映在他們的議題態度與政治行為。處於意識形態兩端的選民，在議題立場上，往往差異極大；包括政府的角色、政府應該介入的事項，以及如何提振經濟、如何解決貧富不均等，都有極大不同。同時，越兩極的選民，越積極參與政治。從投票、寫信給官員、擔任選戰志工、選舉捐款、上街抗議等，都比兩黨溫和派與一般民眾投入。極端派在黨內本來已是多數。他們認為華府脫節民意，不希望支持的政黨靠中間妥協。他們視對方政黨為威脅、視妥協為投降。又透過積極的政治參與，擴大影響力，邊緣化黨內溫和派的聲音。從1994到2014年間的調查顯示，自由派民主黨人與保守派共和黨人，參加政治活動的比率大幅增加。
川普和桑德斯的支持者，在意識形態上都屬極端，也樂於參加造勢活動、擔任志工與捐款。桑德斯在美國的政治光譜下，屬於激進左派。他有許多年輕支持者，大多為堅定的自由派，且政治參與度很高。而川普的主要支持者，多是低學歷、經濟弱勢的白人。他們不是傳統的保守右派，而是支持左派經濟政策和右派社會政策的混合型。但他的支持者和其他共和黨人相比，政治態度也很極端；不是在經濟議題上很左，就是在社會議題上很右。強烈的政治態度，加上選民對政府不滿憤怒的情緒，激發許多川普支持者投入競選活動。
政客與選民在意識形態上的兩極化，其實是互相強化的結果。政治學者Noam Lupu最近的研究顯示，當民眾覺得政黨越兩極化，民眾的政黨偏好就會越更加明顯。而2012年皮尤的調查也顯示，就算是長期無政黨認同的獨立選民，也受到兩極化的影響，開始傾向特定政黨。使得真正的中間選民，越來越少。而支持者的極端立場，又會強化政治人物的立場。
例如2014年，民眾被問道，當歐巴馬和國會對法案意見不同時，應該聽誰的比較多？62%民主黨人與57%共和黨人都認為應該以自己政黨的立場為主。若政客與對手妥協，將被支持者認為是騙子、叛徒。就算有妥協念頭，也得強硬起來。
一個血淋淋的例子就發生在2014年的期中選舉。當時共和黨籍的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黨內第二把交椅，且連任多屆的Eric Cantor，在初選時敗給黨內極右勢力「茶黨」所支持、名不見經傳的經濟學教授Dave Brat。這是1899年以來頭一次多數黨領袖慘遭滑鐵盧。共和黨交接梯隊大亂，內部莫不驚慌、錯愕。歸咎原因，在於他在2012年歐巴馬就任後，發表了共和黨未來的新方針「讓生活運作」（make life work），偏向妥協路線。此舉被保守派選民認為是不可信任的叛徒，在2014年初選中改支持茶黨，以選票教訓他。這場教訓，恐怕其他共和黨政客也學到了。
川普和桑德斯的異軍突起，凸顯了人民對建制派政客的不信任與對政府的不滿。與其說兩人引領人民、帶動一波「政治革命」，不如說是人民將他們推上了政治舞台。而背後的始作俑者，則是這五十幾年來的歷任華府政客。他們以自由（freedom）之名，長期忽略中下階層的需求、無視貧富不均問題，制定有利於財團、有錢人的政策。政客寧可賠上選民的信任，也要保住其政治事業與利益。若把這次選舉當成意外，認為只要川普沒參選就一切太平，那就太天真了。一向以「民主」自傲的美國，其實已病入膏肓。所有革命的前兆，都來自於政府背離民意。若不趁這次選戰全盤檢討美式民主的弊病，難保下一屆不會有更多的「川普們」或「桑德斯們」揭竿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