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應正視全球最低生育率
五月初，新一屆的立法院三讀通過了《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舊法中，雇用超過250人以上勞工之雇主，須提供哺集乳室，並設置「托兒設施」或「托兒措施」。而經此次修正後，將門檻進一步放寬到要求雇用100人以上的雇主均需設置，估計得以適用而「受惠」的勞工人數，由修改前的約244萬人，增加至368萬人。
《性平法》此次修法目的相當明確，朝野立委都宣稱，乃是希望透過法令規範，責陳雇主在職場上提供員工更友善的「托/育兒」環境，以期對提昇整體社會超低的生育率有所助益。
《性平法》修法 成果有限
然而，幾乎可以預期的，此次修法的象徵意義，恐怕遠大於實際效果。因為，目前影響年輕夫婦生育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即在於育兒與托兒之成本過高。然而，根據目前《性平法》規定，所謂課以雇主設置「托兒設施」或「托兒措施」，主管機關對於「設施」與「措施」的定義，可說寬鬆到無以復加之程度。簡單來說，只要雇主與任何托兒所或幼兒園洽談合作並完成簽約，宣稱可以提供其員工之學齡前子女托育相關「優惠」，就算符合了《性平法》上雇主之責任，根本不強制要求企業開辦並提供員工相關托/育兒之服務機構。
因此，過去即可從實務上發現，高達九成雇用250人以上員工的公司，都是以與企業外私人托育兒機構以簽約的方式「合作」，提供員工所謂八至九折「優惠」方式。僅不到一成企業，願意自行開辦經營、提供員工托兒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完全無法回應員工普遍面臨托育成本過高的困境。因此，即便此次修法將《性平法》相關條文適用雇主範圍，由雇用250人放寬到100人，但對絕大多數勞工而言，其實並不會因此而感受到任何顯著差別。沈重而高額的托育成本，仍然是必須由勞工家庭父母所一肩承擔。
超低生育率 儼然成為國安問題
台灣的低生育率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呢？
從內政部的統計可以發現，台灣的總生育率自2004年降至千分之1.2以下後，過去十多年來一直維持在極低的水平，遲遲未見起色，這也使得台灣的生育率多年來名列全球各國之末，僅略高於新加坡與香港等地區。若未來生育率依舊保持不變，根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的人口推估報告，最遲五至六年後，台灣人口將會是六十多年以來首次進入穩定負成長的狀態。
比起總人口數下降更棘手的危機，來自於人口結構不斷老化所進一步引發的問題。以目前的生育率水準，預估15年後，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將超過四分之一，15歲以下人口將僅佔總人口九分之一。影響所及，將導致社會整體勞動力不足，對老年人口撫養負擔大幅攀升，而需要仰賴就業者支撐的許多社會福利制度，亦將面臨到越來越嚴重的財務危機。尤其生育率低影響勞動力結構，進而衝擊到台灣總體經濟發展。因此，台灣超低生育率未來所將引發危機，被形容為「國安」等級危機，其實並不誇大。
也因此，如何有效提昇台灣的生育率，照理說應該是台灣政府列為首要優先正視、分析研究，進而提出有效對策的嚴肅課題。然而，過去十多年來台灣政府，卻彷彿是只想拼命把頭埋進沙推裡的鴕鳥，僅能提出一些零星、殘補的津貼或補助，拒絕面對讓整個社會年輕族群不願意、不敢生育更深層的關鍵因素。
高工時、幼托費用高 少子化主因
事實上，過去早有不少相關研究，皆已揭示了過去十多年來，一步步深陷超低生育率的背後原因。幾週前，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教授陳玉華，發表了一份科技部研究成果報告，再一次清楚指出，生育、養育相關成本過高，以及勞工工作時間過長，才是台灣陷入「少子化」危機的真正原因。
針對生育與養育費用，目前就業保險中所設計的育嬰津貼，僅能領取投保薪資的六成額度，同時最長只能請領六個月。至於各地方政府所發放的育兒津貼，不但可以申請請領者範圍有限，津貼的額度也僅有數千元而已。相較於學齡前子女每月可能動輒上萬元的龐大養育照顧與托育成本，不過是聊備一格。而《性平法》中，課以雇主提供托育措施的規範，又僅是虛晃一招、助益有限。若再考量到台灣整體就業市場的薪資，已長達20年停滯甚至負成長，與其說年輕夫妻不願意生育，還不如說是不敢生育。更別提台灣勞工工作時間太長，總工時在全世界更長期位居前五，綜合考量如此惡劣的勞動條件與托育環境，台灣少子化困境，可說一點也不讓人意外。
總結而言，唯有一方面建構讓多數父母能負擔得起的公共托育服務，一方面透過改善勞動市場過勞與低薪現象，才有機會真正改善台灣超低生育率困境。面對未來必然只會更加惡化的少子化危機，甫就任總統的蔡英文，雖然在其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及，然而蔡總統自競選期間具體主張，坦白說著墨不多、亦不夠明確。在正式成為台灣史上首位女性國家領導人後，小英團隊能否展現決心與魄力，著手解決這個國安級的迫切危機，有待全民的觀察與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