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高教危機顯現

日前在一個獨立媒體製作的專題報導披露下，社會輿論開始注意到一個近年來日益顯著的現象：有越來越多的台籍博士畢業生，紛紛一個拉一個離鄉背井到對岸教書、研究。對此，公共電視的談話節目《有話好說》也邀集了該篇報導的撰寫者、西進中國大陸的台籍博士畢業生、教育部官員和高等教育的工會代表來共同來討論這個西進的「學術移工」現象。

台籍博士「學術移工」遍佈中國各地

實際西進的博士「學術移工」人數有多少，目前尚未有正式的統計，但根據報導目前掌握的資料顯示，大陸橫跨東西南北有18個省份，包括了內蒙古自治區、黑龍江省的哈爾濱，都可見台籍教師的身影。

有人可能會問到「是不是因為這些博士個人的教研能力差，才只好西進尋求工作機會？」。然而，實際上我們發現西進的一些青壯年博士生，所任教的大學都是在大陸一線城市被官方列為重點發展的知名大學，例如上海的交通大學。

只是這些博士西進的處境，與過去人們對西進＝「吸金」的認知，有著相當大的落差，他們不是受高薪磁吸而前往對岸工作。這些被中國官方列為重點發展的「985」、「211」工程，雖是大陸的頂尖大學，但其講師的月薪僅約新台幣3萬元左右，單就薪資來說還不及台灣同等級別的助理教授待遇的一半。既然非受高薪吸引，為何還想西進？

為了穩定的工作不得不西進

「想留在台灣教書、做研究，但連續四年投了上百封的求職信，但只獲得兩所學校的面試，最後仍是找不到一份專任的職缺」，以上是報導中一位西進前往上海交通大學任教的台籍博士生在台長年求職碰壁的遭遇。而這樣找不到專任教職的遭遇，其實也是當前絕大多數在台博士生所面臨到的困境。

這些博士的西進，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在台灣他們多半找不到一個可以發揮教學、研究才能的穩定教職。且在一些過來人的經驗談裡，不少人都表示在中國大陸任教起薪雖低，也並非什麼都好，但相較起來在那裡比較穩定、有未來，以及有發揮學術專長的空間。

從個人生涯選擇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博士前往中國大陸（或其他國家）尋覓教職其實並非什麼壞事，相反的，這或許還可能是有益於開拓學術視野或豐富自身生命經驗的好機會。

可是如果西進，已漸漸成為越來越多數的台灣博士生，一個不得不的生存或實現自我能力的主要選項時，那麼這樣西進的現象，就必須從我國高教政策及環境的整體面來檢視和省思這背後所隱含的結構性問題。它深刻的表現了一個台灣社會的重大危機，即我們這個社會竟然無法給予正處於有生產、創造力的青壯年得以自我實現的條件和機會。

回顧我國博士擴張現象

我國博士班的增設及博士生在過去20年間在確有顯著的成長。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我國博士生人數逐年成長，1996年之前不到1萬人，在2003年及2007年時分別突破2萬、3萬人，至今平均每年約有4000名畢業生，與1995年相比有逾2倍的增長。

支撐起博士成長的背景和條件包括至於，是整體高等教育90年代中期以來的擴張，使得新設立的大學以及許多由專科改制、升格的科技大學在師資上有需求。

而另一方面值得注意及反思的成長因素，是為了配合著我國學術代工生產的需求。在官方盲目追求產業化（稱為「卓越計畫」），以及一昧追求所謂大學國際排名下，學術發展的評量系統開始是以教授發表的論文數量來作為關鍵績效指標（KPI），各大學（特別是所謂頂尖大學的國立大學）逐步喪失了學術發展的自主性，淪為衝刺論文數量的血汗代工廠，生產大量符合「國際規格」，實際上也就只是要符合官方評鑑和國際大學排名所需要能符合特定「國際」期刊需求的英文論文。

且由於衝刺論文數量成了學校獲得教育部補助經費的依據，也關係到教授們能否升等和飯碗的有無（許多大學會曲解教師法，以限年未升等來違法解聘），所以在論文有即時生產的壓力下而擴大招收博士生（或延長其畢業時間）來「接單」、拼「出貨」。

為了西進現象所反映的高教危機

然而，即便博士生的數量這些年間有所大量成長，以「博士生產過剩、供過於求」來說明博士畢業生難以找到專任教職缺，其實只是看到表象，並未碰觸到台灣高教的根本核心問題。

因為當前台灣高教所面臨最主要的問題，恐怕還是來自於官方和大學管理層不願挹注、負擔專任的人力成本，而大量啟用非典聘僱教學、研究人力，凡事只講求當下之盈虧的短視近利邏輯有關。所以說博士生的出走西進，只不過是更加的凸顯了我國當前高等教育的危機，反映了以下幾點問題：

• 就業環境的惡化，大量「非典教授」、「流浪博士」充斥校園

行政院審計部在兩年前的一份檢核預算的報告就明白的指出，有近半數的國立大學在預算許可下，仍有不足額聘任專任教師，反而大量非典聘任的方式來滿足教學和研究的需求。

此外，根據教育部2015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國內大專的專任教師，有近四分之一年逾五十五歲，這20年來，青壯年者則是明顯下降，說明了當前我國絕大多數進入大學任教的博士畢業生多半是只能獲得不穩定的「兼任」或者「專案」職缺。（對此現象的省思和批判，另可詳見本刊前一期所刊載的相關評論：兼任教師充斥血汗大學─新任潘文忠部長看到了嗎？）。

• 教學品質水準倒退20年，不及OECD平均水準

如何衡量教育品質，「生師比」是一個重要的指標，所謂生師比也就是平均每一位教師要指導多少學生的比例。如果一個教師需負擔指導學生的數量是越少的，相對的也就意味著師生能有較多互動交流的條件，從而能創造較好的教學品質。

現在我國總體大學的平均生師比來看是，1個專任教師指導32個學生，相較90年代初期，20幾年前的生師比，平均1個專任教師指導23個學生，在教育部惡意放任生師比惡化下，我國的教育品質明顯是不斷下降的。

從生師比來看，也說明了我國各大學如果要提高教育的品質，也就還有聘任專任教師的空間。當然如果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OECD）所統計的各國平均生師比來檢視我國高教的教育品質，相較於歐美等國，或是中國大陸，平均都落後的我們更是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換言之，台灣的高等教育，非但沒有需求不足的問題，如果新政府有意改善台灣高教的教育品質，在未來還有非常大的空間，需要聘請專任教師，來減輕我國生師比和教學品質繼續惡化的處境。

三、 失落的青壯年世代，高階人力恐將斷層

除了博士西進的問題，近年來包括台大、交大等頂尖大學的博士班招生率明顯都開始日益下降，其中過去被視為熱門的電機系都還發生了報考占不到招生一半的現象，有的科系都還甚至出現掛零的處境。綜觀來看，這些現象放長遠來說，都將使得我國在學術發展和產業研發上發生高階人力短缺、斷層的問題，國科會在三年前的一份高教人力及就業報告中就也曾提出過這樣的警訊。

當越來越多博士生的西進，以及越來越多對學術抱有熱枕的年輕人，因為覺得毫無前景而不再向上攻讀博士班時，其實也是說明了台灣社會是越來越難以讓有志的青壯年世代得以自我實現，而這更是關乎於世代正義和一個更為深刻的社會危機問題，也是一個值得政府、產業界和整個社會必須共同的省思及面對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