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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六月刊)兼任教師充斥血汗大學

文:黃汝杉 2016/05/29

─新任潘文忠部長看到了嗎?

 

日前,關於「醫師納勞基法」一案,在立法院遭民進黨團以缺乏配套,刻意拉下協商而鬧得沸沸揚揚,引發諸多討論。然而,除了醫師過勞問題,所引發血汗醫院的社會討論,其實現下在台灣的各大學校園內,也充斥著一大群未受勞動法令保障、廉價又耐操的「兼任教師」。教師團體近日針對該問題,也提出「兼任教師納勞基法」之訴求,頻頻對新政府喊話。

或許有些人會問到,「兼任」教師既然是兼任,人數應當不多,他們的勞動權益是否受到保障重要嗎?然而我們卻沒發現,十幾年來在大學講台上的教學工作者,早已經有很大一部分,被默默替換成所謂的「兼任教師」。

根據5月初教育部自身所公布的最新統計資料,我國104學年度專、兼任教師的比例,已將近是1:1。也就是說,當前台灣高等教育的半邊天,正是由這群數量逐漸攀升的非典教授,即兼任教師在血汗下所撐起的。

 

誰是兼任教師?

你或許會以為他們是學校所延攬的業界人才,或是已退休的教授,只是在閒暇之餘來兼任教學工作,而學校可能是希望借助他們在業界的實務經驗,豐富學生的課程內容,作為補充僅從事研究和教學的專任教授之不足,或者讓已退休但仍有意願分享、傳遞知識的教授可以繼續授業解惑也。

然而,像上述這樣本來就有一份正職專業工作,或是說從專任教授退下來,名副其實的「兼任教師」,事實上並非現下大學裡兼任教師的真實樣態。佔絕大多數的兼任教師,僅僅只是國家和各大學管理階層,短視近利為將?????????????????壓低人事成本,卻看不見教育與產業長遠發展下,所衍生出來的「非典教授」。

這樣的非典教授充斥並流動在各大學院校中,他們的形成與存在,打破了以往社會所認知,在大學裡教書、當教授的,應當是生活無虞的白領中產者的想法。他們的出現其實也反映了「血汗勞動」或「聘僱非典化」的勞動樣態,不僅是發生在工廠生產線或是大賣場裡,它同樣發生在過去受人尊崇且羨慕的大學校園內。

他們是整個社會付出大量資源所培育出來的人才——博士畢業、大多數正值青壯年、對於教學和學術研究充滿熱忱,但他們卻也是不得不賤售自己勞動力,否則就難以維持生計的「青貧」勞動者。為了賺取足以維生的薪資收入,這些非典教授,必須疲於奔波、流浪各大學兼課,可能下課鈴聲鐘一響,就要趕赴下一個學校繼續授課,像是打工般領取各校微薄的鐘點費。

 

國家眼中無「法」保障的隱形勞動者

但是,這些非典教授在國家的眼中,卻可說是「隱形」的勞動者,是台灣至今極少數,如同家務外籍勞工般,沒有任何法定勞動權益保障的群體。他們不像專任教師在勞動權益上有《教師法》的保障,而即便他們在校任教的期間能以受雇者身分投保勞保,但卻刻意被政府被排除在《勞動基準法》保障的適用對象。

目前全台各大學這樣無法」保障、「青貧」的兼任教師人數有多少?教育部最新的統計資料指出,104學年度的兼任教師有高達4萬6千人。對比十年前的人數,兼任教師這十年間的鉅幅成長,對應的其實就是專任教師比例上的縮減與遇缺不補。

大學氾濫的聘僱非典化的現象,2012年時在高教工會的揭露下,就曾引起監察院監察委員的注意並著手進行了一份調查報告。調查的結果指出了,90學年度至100學年度——尚未出現所謂「少子化衝擊」的這十年間——各大學不分公私立,主要就是以聘僱兼任教師來滿足學生人數的增加和教學的需求。

 

 

專任教師數成長率

兼任教師成長率

普通大學

30%

30%

技專院校

8%

129%

整體平均

20%

63%

註:表格整理自監察院調查報告:字號101教調0043

 

在審計部「一○一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中,同樣有數據表現出非典化在大學裡的嚴重性。它指出了,國內包含「頂尖大學」在內的53所國立大學中,如台師大、陽明、中正、東華、北科大、台北大學,有高達21所學校是沒有足額聘任專任教師,而是以兼任教師來替代,比例高達教師總數的五成左右。

 

大學眼中廉價好用的「長期臨時工」

各大學之所以開始縮減專任教師的聘僱規模,而多改以聘用兼任教師的原因,不外乎就是這些大學管理層:各大學校長或私校的董事會,看準了聘僱兼任教師相對專任教師,便宜、好用,又沒有任何法定的工作保障須遵守,可以說是大幅度降低了人事的成本。

假如我們以一位初任教職助理教授級別的專任教師為例,他每週需授課的時數為9小時(平均約是4門課),每個月的平均薪資大約為7萬7千元(含1.5個月的年終獎金)。不過,擔負同樣教學工作的兼任教師,既便是以調漲過的鐘點費(735元/小時)來計算其薪資,平均每個月的薪資才不過約1萬9千元,甚至是不及當前台灣法定的基本工資標準(20,008元)。且事實上兼任教師鐘點費,目前也只有公立學校在前年調漲16%,普遍的私立學校仍是停留在24年前的鐘點費標準,換言之,1萬9千元的薪資在多數私校兼任教師身上,都還是高估的人事成本。

 

同工不同酬,專、兼任勞動條件比一比:

 

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

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9

9

平均月薪

77,000

(68990×13.5÷12)

19,845

(735×9×4×9÷12)

校方負擔保險費用

(月)

公保+退撫+健保負擔9515(4592+1578+3345)

勞保+健保負擔

3044(1848+1196)

校方人事成本

(月)

86,515

20,684

工作權保障

教師法

退休金

公保或

私校教師退撫

勞保年金(授課期間)、

無提撥勞退

 

從學校所需付出的人事成本支出來看,少聘一位專任教師,就可以換來四位兼任教師,使得同樣的教學工作現在只需付出原先1/4的人事成本,這就是為什麼近十年來,在教學需求上明明有人力的缺額,但學校會還會出現有專任教師不足額聘用的主要原因。

此外,相較於專任教師,無「法」保障的兼任教師,更讓各大學得以享有非常彈性的聘用權力,不但不用長期聘任兼任教師,當覺得不好用、不堪用、不想用時,也毋需像解雇專任教師那般的麻煩——必須實質符合《教師法》中解聘或不續聘的法定條件,並經過校內層層審查,以及最後通過教育部的審核才算程序完備。

正因為兼任教師的無「法」保障,加上當前各大學校方「辦學當辦企業」,無不以追求「利潤極大化」為最優先考量,因此即便兼任教師所開設的這些課程,明明許多都是學校年年有需求的必要課程,但這些兼任教師的聘約卻多半以「學期」為單位,這導致即便一整個學年都有開設固定課程的兼任教師,一學年卻最多也只能領到約9個月的薪資。只要學期一結束,寒暑假來臨的學生放假之際,也就是他們失業、放無薪假和勞、健保中斷的時候。簡單的說,在學校管理層的眼中,兼任教師就是廉價、好用的「長期臨時工」。

兼任教師的薪資,完全是倚靠著微薄的鐘點費來計算,且一年只能領取到9個月的薪資,導致兼任教師如果只在單一學校授課,根本無法獲得足以維生,甚至養家的鐘點費收入。因此,他們通常得在不只一間大學開設課程,只要有課可教,就算跨越縣市也非得接受。四處奔波兼課,擔負起專任教師數倍沈重的教學量(但薪資卻是數倍的低),這是許多兼任教師的共同身影。

 

聘任非典化惡果:嚴重影響高等教育的教學、研究品質

然而,這樣血汗勞動的景況,對於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甚至是整體經濟發展,其實是相當有害的。監察院2012年對於高教聘用非典化所做的那份調查報告,在結論上,除了指出這些兼任教師或非編制內的短期約聘研究員,相較於專任教授「有嚴重同工不同酬」、「顯非公平合理」的情況,最後也直言到當前氾濫於各大學的非典聘任現象,如果教育部不能有效改善,那麼將會進一步影響到我國高等教育的教學和研究品質。

試問在這麼一個只能領取微薄鐘點費、工作權毫無保障,而且比起專任者即使付出雙倍的腦力與體力,承擔其兩倍的工作量,但薪資卻還是只有其一半的工作條件,如何提供一位教學工作者有尊嚴的生活(特別是在這物價、房價不斷攀升的台灣社會),以及一個可以安心備課、精進教學內容、創造良好師生互動的教學環境?

此外,由於兼任教師不可以獨立申請研究計劃案,無法享有任何研究資源,以及教學工作負荷沈重,也使其難有餘力再兼顧研究工作。如此嚴重地抑制了學術研究的自主發展和進步空間,從而也奢談得以實踐官方自行提出的「知識經濟」願景,或是得以領導產業升級的創新研究。

 

有礙於社會發展的血汗大學

大學的「血汗工廠化」、教師聘任的非典化和教師身份的「普羅化」(proletariatization),其實只是也說明了,高等教育並非一個孤立的可獨善於整個社會的象牙塔,它的變質和惡化,反映的更是整體勞動力市場非典化之嚴重性。

同時,它也揭露了,我國政府和各大學管理層,凡事都以追求「即時效益」的短視近利,恐將遭致的社會退步後果。於此之際,那句老生常談: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是多?的振聾發聵。大學之於社會有一個的重要功能之一,乃是為了促進整個社會,不論是在生產力或是在文明上的進步,它所能帶來的「效益」,應當是要放在整個社會利益下來考量(這也就是所謂教育的「公益性」),而非只是在各大學校的「收支餘絀表」中。

因為,辦學本身不該成為一門單純僅以眼下的成本效益來考量的事業體。這其實是既無助於教育事業本身,同時也無助於整個社會經濟體的成長。我們要知道,一個真正有利於社會進步的教育體制,長遠來說,它所能帶來的效益是多方面的,不僅在於經濟領域,同時也是整個民主社會重要的基石與機制。

 

高教改革的第一步:讓兼任教師有「法」保障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是否願意開始正視大學校園內兼任教師血汗勞動的景況,儘速讓兼任教師有「法」保障,絕對是新政府能否有效改革高等教育教學、研究品質的試金石。同時也是即將接掌高教相關業務的教育部次長,台大前副校長陳良基的一大考驗。倘若新政府的教育團隊仍是維持過往對大專院校的最高指導原則——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那麼台灣高等教育和社會進步的前景,恐怕也將是令人難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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